编辑：百川教育 来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发布时间：2018-09-29 15:29:41
现在反思，当年农村确实有很大的争论，比如说小岗村的经验，当时在安徽省三级干部会也是吵得一塌糊涂。
我曾经问过当时安徽省委的领导同志，当年你们是怎么做的？怎么变成小岗村的经验，然后在安徽推广的？想一想这个回答也是出乎意料，他们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重要是不争论，先做一年看看到底结果怎么样。一年以后，粮食出来了，争论自然就平息了，这种经验当然就不胫而走。
我们的经济学是饿出来的
曹远征说自己赶上了三个第一届，第一届工农兵大学生、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硕士和第一届博士。作为中国经济学家中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亲身经历了改革前后的巨大变化，回顾历史，他说这四十年超出当事人的所有预料。
我们这一代人，实际上很有意思。生在红旗下，从小接受的都是革命传统的教育，后来又去插队。插队的经历、农村工厂基层当兵的经验，对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但你突然发现，怎么这个现实跟你原先所说的东西差距如此之大呢？换言之，我们的经济学在很大一个程度上不是读书读出来的，是肚子饿的，是饿出来的。
发现这个不对呀，一定有什么问题，怎么吃不上饭啊，一个个地想办法去搞饭吃，才突然发现，这是最现实的。我们说中国改革是这么出来的，它并不是说是有一个理论先导，说是有什么什么东西，而是大家发现这个体制走到这个地儿，经过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崩溃的边缘还不是经济崩溃，是肚子都要崩溃了。
那么才是说传统体制我们不能走了，但是新体制是什么，没人知道，所以小平同志很伟大，说再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真正大胆的是中国的改革经验不是哪个人设计出来的，是老百姓创造出来的。
你看小岗村农民，他饿肚子没有办法了，才有冒着生命危险的那么一个手印，说是我们准备把地分了，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砍头坐牢，那么请你把我孩子抚养到18岁，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地分了。其实这样一种案例是比比皆是，我想当时无论在高层还是无论在基层，大家都意识到这个体制是没法再维持，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我们必须得改革，尽管我们不知道改革目标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说过去的那个穷至少不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改革的全部动力，它不是有一个什么设计目标规划出来，是在这个过程中间逐渐获得的目标。
当农民联产承包了，粮食打出来了，然后粮食卖了就有了货币收入，有了货币收入，受工业化的规律，一定要去投资工业，就有了乡镇企业。有了乡镇企业，一定跟城里的国营工业还得竞争，乡镇企业就进城了，那么企业就得改，否则它就搞不下去了，这就要求松绑，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国有企业根据乡镇企业的农村经验承包制，后来用承包制，只负盈不负亏，没有长期行为，这才走上了股份制。走上了股份制，还是说国有资产不能流失，咱们只能在增量部分然后来股份一下，存量部分还是应该留在那儿，这就成了同股不同权，后来就变成这个世纪的股权分置改革的问题，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间的差异。那么也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它是问题导向的，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样一个来检验的，而不是靠什么。
你说我们这些人，实际上说是如果在国有企业工作，实际上事实就是在总结这些经验，然后是在推广。体改委最重要的有一个部门叫试点司，试点司就在全国选出各种各样的试点，然后去看看它的经验，然后如果它成功了，那么这个经验能不能总结出向其它地方去推广。如果失败了，那就失败了吧，那么我们再试试别的吧。
于是你像是我们的温州经验，苏南的经验，这都是试验出来的。说中国改革在一开始它是一个试错的过程，在这个试验的过程中间总结经验，然后推广发扬光大。那么这个经验现在流传下来了，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什么自贸区，或者是什么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就是这个，这是我们当年在80年代体改委做出来的事，就是广泛地提供试点，提供样板，然后来看看试验的结果怎么样，试验中间能不能总结出经验，向其它地方复制推广。
原先都不是有先入为主的框框的，他是活生生在经验中间提炼上升出来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经验是从实际出发，然后上升成理论，上升成经验，然后再复制到，回到实践中间去，这个过程现在还在进行，这个过程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现在还没有彻底升成理论，还没有变成教科书上的，所以中国改革依然还是一个鲜活的事实，需要经济学家去总结、去上升它。
所以有人经常说它，谁能把中国经验总结成理论，谁就能拿到诺贝尔奖了。13亿人口的伟大变革中间，没有发生过大的动荡，没有发生过经济的大幅下落，没有发生人们群众生活的急剧恶化，这个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见的，而且它更重要的是一茬接着一茬，改革在持续推进，天天都在谈改革，天天都说要改革。那么这个也是全球是绝无仅有的。
双轨制改革仍在继续 要谨防权力价差
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并非自中国开始，但为何只有中国改革走得最远成果最丰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这一代经济学家面对的历史课题。改革需要理想，但改革绝对不能只靠理想主义。曹远征认为，曾被诟病的双轨制，对很多领域的改革起到了积极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如果追溯历史，在苏联的二三十年代就有讨论，在中国五十年代就有讨论，毛主席的时候《论十大关系》就是一个改革文件。
当年赫鲁晓夫也进行过改革，他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他认为计划体制是好的，计划方法不周到，说资源配置老配置不好，所以要完善计划方法。当年苏联的工业部有100多个，计划得非常细，非常严密，投入产出表、计量经济学，都是苏联人发明的。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是活的，计划是死的，事前的计划规定事后的行为，这一定把经济给搞 死，这也是苏联的问题。
那么中国的改革为什么变成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全球有意义呢？因为中国最早打破这个框架，觉得计划体制必须改革，二是改革的方向只有市场，是市场导向性的改革，而不是在原有体制中间的修修补补的那种改革，这是1978年中国开启的方向。
这是中国发生的改革最值得高度肯定的。
其中有一个中国特色的经验，就是双轨制。在计划轨的旁边有一个市场的轨，然后一轨变成两轨，然后市场轨起着边界的引导作用，市场轨逐渐壮大，逐渐消化计划轨，然后两轨变一轨。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经验，四十年来看就是这么个经验，就是一轨变两轨，两轨变一轨的过程。
双轨制当然有它很大的问题，因为双轨在并立的情况下，那么它一定是两轨之间有一个价差，这个价差就是权力的价格。有能力把这个东西倒到那个轨道上，那你就获得很大的价差，所以我们说双轨它不是稳定体制，它可能构成腐败，但是双轨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如果你能控制这个过程，叫它逐渐向一轨方向并轨过渡的话，它是最平稳的，它不会出现经济大起大落。
像俄罗斯，东欧的这些国家，都是休克疗法，结果GDP大幅下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恶化，而中国始终在持续增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双轨制是一个比较平稳的改革形式。正因为有双轨存在，它一定要求政府要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做这两轨之间然后来把握这个进程，当然也恰恰这是它的弊端，如果政府不是一个有伟大目标的政府，有改革意愿的政府，那么这一定会，腐败马上就从这里边产生，因为你在操纵这个过程，对吧？
现在人们更讨论的双轨，是双轨中的价差问题，双轨怎么过渡安排，这是一个中国改革的基本经验，我想在80年代中国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最重要的是创造了这么一个经验，使它开始平稳向另一个方向过渡。
到了1992年，中国的票证全部取消，短缺问题消除了，那时产品市场双轨已经不存在，双轨开始到要素市场上，比如说利率的双轨，汇率的双轨，劳动力的双轨，那么这时候开始在更高层次要并轨了，比如说1994年的改革，就是汇率的并轨，就是利率的并轨。
今天还有没有并轨的？就是劳动力市场还没有完全并轨，就是存在农民工和城里人户口的差异，这也是一个并轨的问题呀。尽管现在农民可以自由流动了，可以进城了，但是你发现他的社会保障，他的其它东西还没有并入这个轨，这也构成我们新时代的改革任务。所谓人们对美好生活向往这样一个需求，那么改革一定不仅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其中这样一个教育的平等、医疗的平等、社会保障体制的平等，惠及到每个国民的这样一种平等，那么是双轨的并轨。
中国顶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原因
作为市场开放的风向标，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一直举世瞩目。从最开始的担忧，到后来的逐步建立自信，现在中国金融市场正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中国的金融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和巨头们同台竞技，提升了自己的竞争力。
其实中国金融很年轻，现在已经很国际化了，所谓年轻是指的四十年前的中国没有金融，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所有的都是财政问题，因为所有的企业都是国有的，所有企业的利润都是国家的财政收入，所有的开支都是财政开支。
当时有中国人民银行，但中国人民银行是料理国库的，所以中国人民银行最早的行址就是在财政部里。中国银行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一百多年前就开始有了，新中国建立以后它在海外还持续经营，还叫中国银行，但是在国内没有这个机构，国内叫中国人民银行国外业务局。所以中国银行尽管是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在国内是没有的。然后你看看中国最早的银行工商银行，是1984年成立的。那么中国是随着1978年改革，中国金融体制才开始形成，换言之，它一定要从财政剥离出来，成为一个市场行为的一个财务安排，这就是金融机构，而不再是个财政主导下的计划经济。
所以，金融改革一定有两件事，第一个是从财政中独立出来，成为独立财政金融体系。第二个，这个金融体系应该是以市场为导向，应该是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自担风险的金融体系。中国改革是这两个目标是在交替推进。
1984年工商银行从人民银行脱离出来以后，中国才形成比较典型的双层银行制度，就是中央银行和专业银行，那时候才有了四大专业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和工商银行。但是你知道当时的银行，尽管不是人民银行了，但它不是商业银行，它叫专业银行，是按专业分工区别的银行。比如说中国银行专门从事外汇外贸业务，农业银行当然顾名思义，是为农民服务的银行。工商银行是一般性的。建设银行专门是基建，而且是非商业化的。这种银行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承担政府财政的责任。而且在随后的发展中间，这个责任是变得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知道1984年以后，随着国有企业的改革，企业的利润不再作为一个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了，然后就利改税了，企业的税收变成财政收入，这时财政收入在急剧下滑，与此同时，政府也没有钱再去维持国有企业了，于是国有企业的投资就拨改贷，拨款改贷款了，这时候它的金融活动在加大。但是你说拨款改贷款，它实际上是金融在起到财政的一种作用。
1993年关于金融体制改革，国务院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就有一句话，要把专业银行办成真正的商业银行，然后与此同时就把政策性业务从商业银行分离出去，这（时候）你们看见了国家开放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分离，这时候才叫金融机构真正开始走向市场化，自负盈亏，而这个改造是2004年开始的。
然后所有的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然后股份化改造不仅仅说是改成它的治理结构，而是说这一次政府的注资，政府用汇金注资，汇金变成跟政府的关系，就是说银行，工、农、中、建这些大银行的政治关系变成有限责任关系，政府以出资额为限，然后承担有限责任，政府不再承担无限责任。第二，通过股份制改造以后，是教你建立一个新的好的一个商业性的法人治理结构，然后用这个法人治理结构，然后是政府的注资不要变成一个免费的午餐，而变成最后的午餐，然后在商业渠道持续运行。
那么为了保持这个市场约束机制更加有效，你应该上市，而且国际上的纪律约束比你国内市场的约束更加严格，所以应该海外上市，所有的银行全部都选择海外上市，所以叫国际市场纪律的约束。所以你现在评价说银行开始赚钱了，这也是说改革目标达到了，就是银行开始商业化了，在商言商，谈钱的问题。可是你要知道在十几年前，银行是不谈钱的，那是个提款机啊。那因为这样一个改革，所以政府也不能干预银行的行为了，当然银行也是要被监管的，于是就有第三方监管，这就是银监会的成立，它是用专业性地来监管，而不是用行政手段来监管。
正因为这样一个改革，从2004年1月1号开始，一直到2012年以光大银行上市为标志，八年，然后中国银行的体制彻底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又是这个重大变化，中国银行业曾经是在2004年技术上全破产，因为当时中国的银行资本金只有4%左右，但是银行坏账高达20%，换言之倒五遍了，技术上全破产了。但是经过这么一改以后，不仅仅说它的资产负债健康了，最重要的它可以持续发展了，这是构成了中国顶住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部原因，否则的话中国的银行业早就垮了。
应变现国有企业资产填补社保缺口
对于未来的改革，曹远征认为，未来三年必须要把现代化的道路铺平，并且制度化。他说，按照之前他在国家体改委的经验，这叫改革进入不可逆转阶段。
第一，我们说这个是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这个新阶段就是告别了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这个告别高速增长实际上是意味着说是多么宽松的货币政策都不可能把经济拉回到两位数的增长。在这样一个情景下，如果你要想去拉升增长，去扩大投资的话，一定是向未来借钱，那么就是杠杆加长。而杠杆加长是一定会有很大的风险，因为金融危机就是杠杆加长后的快速去杠杆。那么要防范这种风险出现，那你就得人为地去杠杆。但是你人为地降杠杆、去杠杆的过程中间，那么这时候你会发现杠杆最长的是什么呢？最大的是什么呢？金融部门本身就是做杠杆的，因此降杠杆的问题不在金融部门中，是在金融部门以外，最重要是国有企业的负债率。所以去年金融工作会议讲得很明确，就说是去杠杆重中之重是国有企业去杠杆。
第二，去杠杆怎么去呢？是去僵尸企业。因为你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你又是高杠杆部门，东西卖不掉，当然债就还不了。那么这种是僵尸企业，你就必须得把这个僵尸企业去掉，去僵尸企业无外乎是，第一，在物理产能上要把它消灭掉。第二，资产负债表再把它消灭掉。这两个方向都构成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只有国有企业改了以后，才能降杠杆，也就只有它降杠杆，才能降刚健？，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是有特殊地位，它应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全体老百姓的企业，那么它应该为全体老百姓服务。那我们说中国现在进入什么阶段呢？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社会保障的压力就非常之大，那么要填补社会保障压力的缺口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必须得分红，国有企业的资产必须得变现去填补这个缺口。看看前两天李克强总理签署的，就是国有企业的股份不断地转入到社保基金去，因为中国有很多省份社保已经出现缺口，已经需要中央调剂，而调剂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一个很重要的安排就是国有股份进社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要国有企业的改革。
但是这一点同时它是一个财政问题，我们注意到财政是三件事，一个就是它的收入制度，一个是它的预算制度，再一个就是跟收入和预算相关的一个弥补制度。所以预算制度是一个支出责任的问题，中国过去的预算是四个预算，那四个预算是不通的，就是一般的政府的一般性预算，这就是税收支持的预算。第二个是政府的基金预算。第三个是国有资本预算。第四个是社会保障预算。这四个预算是相互割离的，它不能调剂的。
十八大以后，财政体制改的第一件事就是《预算法》，《预算法》把这四个预算成为统筹的了，可以调剂的，而调剂的主体就是国有资本预算。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国有资本必须得分红30%，然后无偿计入这个预算，这就是大家看到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其中的数字是30%。那么将来进入的方向就是社保。这是财政体制应该改的。
收入制度也在改，就是营改增，现在包括税收体系也在改，就是国税和地税合并。下一步就是支出责任的问题，实际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责任怎么划分，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在什么地方。我们说中国进入一个新阶段，政府已经从建设型政府转变成一个公共服务政府，建设的责任已经是在减轻了，在公共服务的责任在加大。
这时候政府应该从一个建设型的政府转成公共服务政府，那么要转成公共服务政府，你的支出责任就应该发生变化。那么如果支出责任发生变化，变成公共服务政府，那么你的财政体制就要进行改革，其中在今年一号文件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是在基层中间是有了社区组织，有了村民自治，那么它跟这样一个地方财政是个什么关系？这也都需要改革，于是中央跟地方，地方跟乡村，这要重新形成一个新的财政体制，支出责任方面，我在什么方面支出，什么方面提供帮助。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说，它将来的支出方向是短板，就是公共服务，不再是个基础设施和招商引资，这是个重大的转变，这为下一步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一个基础。否则的话，你依然政府是一个扩张性的安排的话，那么怎么来环保？怎么来提高公共服务？怎么来改善民生？所以我们说财政体制要改革，在这方面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精彩的改革开放
我想应该用一个词说出来，“精彩”。
这个过程应该说是前无古人的，一个在13亿人口的国度发生这么伟大的一个变革，在短短四十年，从一个贫穷落后的面貌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生活水平极大的改善，这是在世界历史上罕见的。于是我们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来说，这是精彩。
但是作为一个人来说，你经历这个过程是更加精彩的人生，这应该说不仅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甚至万年不遇的。中国在短短四十年，在一代人中间改变了一个国家的面貌，甚至改变了人类历史的一个进程，这是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见过的。而我们有幸作为一员参与了这个过程，当然感到自豪，当然感到精彩。
其实说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开始渐渐地退出历史舞台，那么还有新人在开始。但是中国改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接力赛。从这个过程中来看，历史可以告诉未来的。
中国过去改革四十年的经验会为未来提供更好的借鉴，但是同时，历史不是未来，还需要有新的长征去开创。中国最重要的历史经验，就是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它是一个创新的过程，它不是个本本，它不是个教条，它不能唯上，只唯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经验总结，我也想这是对未来中国改革进一步发展，中国经济进一步向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启示。
作者简介
曹远征
清华经管EMBA授课教师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
清华经管学院实践访问教授
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
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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