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商科发展的以往时光 ——张金成先生在“商以富国——南开大学百年纪念论坛暨 南开MBA北京校友会十周年年会”上的发言
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 张金成
各位来宾，亲爱的校友们：大家好！
正值南开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又迎来了南开MBA校友会北京分会成立十周年。今天，在这里举行纪念校庆一百周年的论坛和纪念MBA校友会北京分会成立十周年的年会，忆往事、论当今、谈未来，非常有意义。首先对这次论坛和年会的举办表示热烈的祝贺，也对这次年会的生动活泼成功表示衷心的期待！
时间过的好快，用一句比较贴切的话讲，时间飞逝。自从南开大学恢复管理学科以来，南开商科已经经历了几届领导班子，第一届领导班子系主任是陈炳富先生，第二任系主任是纪凯林，第三届系主任是李国津，第四届院长是薛敬孝，第五届院长是李维安，第六届院长是张玉利，第七届院长就是现任院长白长虹。我是第一届领导班子的成员，当时担任系副主任，分管科研外事和行政。将近40年来，目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复苏发展和腾飞，亲历南开大学商科由小到大、师生共创、教学科研攻关的历程，可以说是感慨良多，欣喜由衷。所以，当南开MBA校友会北京分会陈力骁会长邀请我来讲一讲南开商科发展史故事的时候，我便欣然答应下来。
我不用课件和视频资料、编年史和大事记的方式讲，而想以“忆往事、讲故事、抒感想和谈家常”的形式来进行表述，我给我的报告起的名字叫《南开大学商科发展的以往时光》。我把南开商科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9年到1950年，第二阶段从80年代恢复商科到1990年代中后期，最后一个阶段从90年代中后期至今，第三个阶段是我们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
大家知道，南开大学是由严修、张伯苓历经15年的筹备，于1919年创立的一所私立大学，从创立之日起，就设立商科。1923年，按专修方向商科设立了普通商学系、银行学系和会计学系。建校十年后，1929年南开大学商学院正式成立。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时期，设法商学院，在院下专设商学系。1946年南开大学复校后改为国立大学，在全国率先正式成立工商管理系。
从1919年到1950年，这30年间，南开大学商科的发展，我认为具有以下特点：一、有明确的使命和教育方针，这就是张伯苓校长所提出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特别是“商以富国”、“富国强民”的南开大学商科的使命和教育方针。二、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南开大学商科在创建初期的30年中，一直与经济、金融、法律、社会、文学、数学等学科相互交融并蓄。在师资、课程设计，教学科研环境和氛围等方面，不仅教会了学生专门的商业管理知识，也为学生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蕴。三、有一流的教师队伍，当时，执教商科的有何廉、陈序经、方显庭、余新民，李宝鎏、钱荣堃、陈炳富等全国知名的学者所组成的强大的师资队伍。其中，何廉曾经任南开大学校长，陈序经曾经任西南联大法商学院院长，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研究生院的余新民博士，曾经在1947年南开大学工商管理系任系主任。这些人当中，如李宝震、管锦康等，1950年代在全国院校调整的时候去了天津财经学院等其他经济管理类的院校，为这些院校作出了有力的支持和贡献。四、注重经济和管理实践的调研，数据积累和分析，提出了十分有价值的经济、产业和管理的分析报告。五，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民族自尊和振兴中华的奋斗精神。大家不少人可能看过《有个学校叫南开》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前半部分拍得非常好，因为它的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体现出了以张伯苓、严修为首的南开人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我记得有人讲过，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当初国民党政府负责清理汉奸的大员见到张伯苓校长时说，在全国清理的汉奸名单当中没有一个是南开大学的毕业生。这里我想顺便讲一点，也是我的母校，也是一所中国成立最早之一的私立大学的创始人的故事。他的名字叫马相伯，江苏丹阳人，1876年曾经当过李鸿章的助手，因参与辱国丧权的条约，母亲要跟他断绝母子关系，在极度痛苦和万念俱灰的情况下，1900年他捐出3千亩地，签下“自献之后，永无反悔”的字据，决心不问世事。但是，1901年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任南洋公学的总教习时，登门向其求学拉丁语，这就引发了很多学生登门，从而点燃了马相伯“教育救国”的生命之火，他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震旦学院，后来因为不愿意受教会的左右，于1905年，在上海吴淞旧提督衙门立复旦公学，这就是复旦大学的前身。蔡元培、于右任、竺可桢、李叔同、陈寅恪、邵力子、黄炎培等历史名人都是马相伯的学生，或者是门生。于右任曾经过说一句话“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1914年于右任和邵力子为马相伯筹集了一笔不小的资金要给他女儿用，但是他没有给女儿，而是全部用来创办启明女子中学。1939年马相伯客死他乡——越南的谅山，享年100岁。他去世时的临终遗言是：“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100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至于对历史人物总体上如何评价另当别论，但是张伯苓、马相伯和那个时代的学者强烈的教育救国强国的理念和实际行动是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的。
全国解放之后，1950年代，教育部在全国实施高等院校的院系和学科调整，商科在南开大学停办了将近30年。漫长中断之后的1980年，在经济学家滕维藻先生任校长之际，南开大学在全国率先恢复管理学科。曾经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教的陈炳富先生从南开大学经研所调出，授命担当恢复南开大学商科的创始人。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可以说是一无厂房、二无设备、三无人手、四无资金。白手起家，怎么办？经验表明，创业暂时缺什么都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抱负、缺思想、缺远见、缺行动。陈先生心怀他们那一代人商以富国的情怀，审时度势，一开始就提出要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管理学理论和实践的历史使命；与众不同的把南开大学管理系定名为管理学系；明确提出要把系办成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商学院并列齐驱、专业方向齐备的管理学院的发展愿景；系统提出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古今相结合、国内外相结合的教学、科研指导思想和“智圆行方”的育人理念。他身体力行，不辞辛劳，不计尊卑，千方百计的从校内外引进经济、会计、审计、营销、财务、数学、物理、旅游、计算机、法律等各类师资，保证了1981年在全国率先招收本科生。陈先生不拘一格富有远见的引进师资，保证了最初的81届、82届、83届三届本科生的教学质量。我们那时候这三届本科生在学校里面的组织活动能力非常强，现在在座的白长虹院长，那时候是全国学联的主席。这三届学生，现在都成为各行各业的精英，远的不说，就从商学院来讲，前任院长张玉利，长江学者、博士生导师，在创业管理上在国内得到很高的荣誉，他是我们83级本科的学生。白长虹是“服务管理”特别是关于“服务品牌”的专家，知名学者、教授、博士生导师，也是83级那届的学生，跟玉利是同班同学。现在担任商学院副院长的张继勋是搞审计的，在审计方面也是国内知名的学者。陈先生这种远见，不仅保证了我们这三届学生的质量，各类师资的引进和储备，还为90年代末商学院的成立奠定了基础。我们成立商学院的时候，一下子就建立了六个系一个所，都是陈先生把这个底子打下来的，在师资成长方面，后来在科研上有成果、在教学和带研究生方面有好口碑、成为博士生导师的我们几位老教授，原来都不是搞管理和经济的，其中齐寅峰原来是数学系搞函数论的，金明律原来是学物理的，韩经伦原来是天津财院教英语和外贸的，戴昌钧是胡国定先生的研究生，是搞概率统计的，我也是从南大数学系函数教研室调过来的，这些人都是陈先生那时候引进来的，说明陈先生的一种眼光。在四个相结合方面，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陈先生坚持本科生课程中一定要安排实习，我们那时候带学生曾经到东北、到发达的长三角去实习。为了满足政企急需，连续办了多届政企干部培训班。为了填补高校会计人员的短缺，招收了专科会计班，这个班的学生毕业后大都分配到各高校任会计，比如，南开大学财务处处长就是这个班的学生，这个班为填补高校会计人员的短缺，起了应急的作用。陈先生还首创性的从政企届引进兼职教师，当时朱镕基就被聘请为兼职导师。陈先生有一次把朱镕基请来，把我叫过去，我们三个人，就在现在托儿所对面芝琴楼的职工食堂吃了一顿非常简单的午饭。朱镕基当时留给我的一个清晰印象是他很热心于教育事业，也很关心青年的成长。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方面，我们不仅用本系的师资，还借用数学系的师资为本科生全面开设教学分析、概率统计等基础课程，还开设技术经济、生产管理、管理科学等包含较多定量模型的专业课。我记得有一年陈先生招收博士生的时候，让我出运筹学方面的考题，我就是那一年最早结识任学锋、谭俊荣等人的。在古今结合方面，除了鼓励大家在教学育人中吸纳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历史经典案例之外，陈先生还亲自为学生讲授孙子兵法的哲理和运筹帷幄的战略思想。在国内外相结合方面，我们做的也很有特色，我仅举具有代表性的几个例子，一是我们与约克大学、麦克玛斯特大学和拉瓦尔大学三所大学进行的国际合作，不仅培养了我们一个班将近40名的学生，还派出了齐寅峰、王兴德等教师去加拿大学习、进修。在教学、学术交流等方面，我们创建了公认的“南开-约克模式”；二是我们持续多年与犹他大学商学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我本人、戴昌钧、张玉利、范秀成、贾兰香、许晖等人先后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去过犹他大学，长则一年多，短则几个月，犹他大学商学院有三任院长、多位教授、部分学生也来访过南开大学，更有意义也耐人寻味的是，与犹他大学合作的衍生品：原来的犹他大学商学院管理系系主任李天生去了香港中文大学，担任了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院长，他的博士生现已成为亚洲数一数二的著名运营管理方面的教授的赵先德也先后去了香港城市大学和中文大学，这就带来了90年代末和2000年初，我们商学院和香港这两所大学一系列的学术人员交流和合作。在教师的学术交流和合作方面，白长虹当初曾经在香港城市大学做交流访问学者一年之多。范秀成与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的营销学教授徐敬文及赵先德合作，联名发表英文学术论文，这篇论文是发表在国际顶尖的刊物上，这在大陆应该是少数学者能做到的，我们在学生的培养和交流方面，城市大学给了我们多名全额资助的博士生的名额，全额资助一年十几万港币，现在在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和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王永贵和杨永恒都是这个项目当中培养出来的。在国际和地区合作与交流方面，还有很多的小故事，比如说日本非常著名的生产管理方面的教授人见胜仁曾多次来访，一再请求陈炳富先生收其为学生，后来李非和其夫人石凤波到日本去学习，人见胜仁起了很重要的作用；1988年与法国教育委员会联合开办了中法企业管理干部培训中心，举办了南开大学的中法班；后来我们又与芬兰、瑞典管理学院等北欧高等院校建立了合作关系，著名教授格鲁努斯和服务管理北欧学派的多位学者来访，双方学者的来往以及在教学科研方面的交流合作，增强了我们当时作为南开商学院三大主力学科之一的服务管理学科，当时商学院三大主力学科是公司治理、服务管理和中小企业创业。不得不提的是陈炳富先生，在国内率先招收台湾、香港和澳门的博士研究生，于是点燃了一大批台湾学生来南开就读博士学位和MBA学位的热潮。从1999—2012年，台湾在南开读MBA拿到学位的一共是159人，博士生人数没来得及统计，仅我一个人名下的台湾的博士生就有15人，其中7人已经正式毕业取得学位，8人是肄业。
80年代，南开管理学科还有另外两个互相关联的特点，一是话语权，由于南开大学商科的历史底蕴，更重要的是由于陈炳富先生的声誉和威望，不管是在教材的编写、科研项目的选定乃至商科发展规划的制定，南开大学都有重要的话语权；另外一个特点是领先性，1980年代南开大学商科曾经被誉为全国四大金刚之一，四大金刚是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和武汉大学，我们的领先带来了后来一系列的多次、首次、首办等。
一个国家教育和科学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或者称之为腾飞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南开商科也和全国商科一样，经历了一个具有腾飞和粗放的发展时期。这种粗放和腾飞从我作为一名普通教授所带学生的人数和门类可见一般。我查阅了一下不同类型的弟子的通讯录，我的博士生弟子一共37人，其中不包括台湾的8名肄业生，还不包括当初我带领一个指导小组，帮陈炳富先生送出去的24名博士生。我的硕士生弟子包括专业硕士、MBA和EMBA已经超过400名，但是我告诉大家，学院带出这么多研究生弟子的教授不仅是我，今天在座的王迎军教授、白长虹教授、严建援教授，你们的博士研究生也是几十名，你们的硕士研究生也是几百名。王全喜教授的弟子也有几百名。我想说的一点是一个普通教授之所以能够带出如此多的弟子，绝非个人能力所及，一是因为经济的发展，国家的需要而义不容辞；二是学科的特点，理科的导师一生可能只带十几个、几十个学生；三是学校的品牌，南开这块牌子，也许没有这个牌子的话，人家也不会来找我们；四是学生的求学的欲望和努力；五是教学团队的相互支持和帮助，最后才是导师个人的水平、能力和态度。
上述现象可以说是这个时期的一种表征，而这一时期，南开大学商科在规模等多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其中我们有几大亮点：一是我们MBA的教育一直是一条亮丽的风景线，南开MBA的特点是社会声誉度高，生源充足；学生素质高，学业优胜；学生参与度高，研讨和社会活动活跃；师资队伍敬业，教学和学位论文指导质量高；MBA教学的管理有能人，实现了不少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从2006年到现在，南开MBA在国内外的评估中取得了十几项的重大荣誉，全国MBA验收的时候，我们因为教学设施的拉分屈居第三，而我们突出的得分一是教师队伍和教学质量，二是学生素质、学业质量和参与程度。第二个亮点是我们自力更生，依靠全院师生共同的积累，二靠学校的部分支持，2004年投入使用了高十层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商学院的大楼。第三个亮点是近年来通过了一系列的国内外的认证，2013年通过了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学会的AMBA认证，2015年通过了中国MBA高质量CAMEA认证，2016年又通过了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AACSB认证，这一系列的认证不仅提高了南开大学商科在国内外的声誉，而且认证过程也是一个发动群众、梳理过去、规划未来的过程。
如今，南开大学商学院已经拥有工商管理、管理科学和工程、图书馆情报3个一级学科，2个一级学科博士点，7个专业博士点，9个科学硕士点，8个专业学位硕士点，基本实现了陈炳富先生早在1980年代提出的发展愿景。
习近平主席在视察南开时明确指出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高等院校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南开商科百年来的发展证实了这一点，我本人亲历商科近40年的发展，除对习主席提出的这一点深有感触之外，我还觉得各届领导班子对学科的发展也很重要。坦率地讲，实践也表明，从高等院校的领导来讲，如果系主任、院长自身知识陈旧、思想保守固执，肯定会耽误学科的发展；虽有能力，但心胸过于狭窄，过于追求个人功利，对学科的全面的发展、人才的引进和保留，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我认为一个学院的院长乃至一校之长，应该是靠人格服人、靠制度管人、靠战略眼光和举措育人。我所说的制度应该是有硬制度和软制度，或者说叫做结构化的制度和非结构化的制度，结构化的制度是指科学的公平的严格的规章和纪律，而非结构化的制度是指道德、情怀、价值观、个人追求等方面的文化要素。
值得庆幸的是，我国经济仍旧在持续发展，习主席的视察给南开带来了巨大的正能量，我们的新校党委书记年富力强，既有眼光和胸怀，又有文、理科的学历背景；我们的新校长既是国内外著名的一流学者，又有行政管理的阅历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声誉，这一切都是南开商科进一步发展的后盾。同样值得高兴的是在学院发展遇到困难的时候，白长虹教授临危授命，勇于承当，担任了南开大学商学院的现任院长，相信已经为学校成年教育和远程教育两个学院的振兴和旅游服务管理学院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白长虹院长，有胸怀，有眼光，有能力，在学科发展、教学科研质量提高、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合作、政企学相结合的网络和平台建设等各个方面能够积极带领领导班子和全院师生员工做出显著的业绩和贡献。
最后再次祝愿这次年会论坛的成功，也祝愿南开大学MBA校友会北京分会越办越红火。你们是有人才和潜力的，祝福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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